第二,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。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。宋代大量的“话本”,就是白话书面形式的开始,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。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,也可能发挥了作用。那么在宋代以前,白话作为一人民大众的语,同样可能存在,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。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,知戏台上的老爷,太太、小、相公,讲话就是用文言,而一些人,包括丫环,农夫,士卒,盗贼,都是说白话。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,就是说:白话是一等人的日常语言。到了晚清以后,中国在大社会变革的关,阶级结构必须改变。新的阶级要现,老的阶级要退舞台。像袁世凯、孙中山、泽东这没有科举功名的人,不会写八文的人,要成为社会领袖,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?在这个时候,一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,多数人的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,当然也在所难免。
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况呢?第一,当时很多西方的事传到了中国,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,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。文言文的词,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,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,七言诗,就是方便这音节的组合。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、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。“拿破仑”,“克思”,你还可勉压缩成“拿氏”和“翁”,但“资本主义”和“社会主义”,你不好缩写成“资义”和“社义”吧?碰上“二氧化碳”和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,碰上“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”,你怎么缩写?能把它写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?想想当年,鲁迅留学日本,胡适留学国。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,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,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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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,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里。随着生活的变化,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的到来,汉语文也表现僵化、残缺、不够用的一面。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,有利于继承,但不利于创新和追新;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,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,不利于这个社会中、层释放文化创造的能量。这样,从晚清到“五四”运动,一些中国知识分正是痛到文言文的弊端,发了改革的呼声。
(喫)”字,上古音读qia,现保留在湘方言中;中古音读qi,现保留在西南官话中;现代音读chi,了北方话。读音多次变化,但文字没有变化,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“吃”。如果换上一表音文字,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“吃”。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,乔叟时代的英文,现在的英人都读不懂,说是古英文,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,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。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的那些盖尔语,凯尔特语,威尔士语等等,今天的广大英人民就更没法懂了。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多变的特征,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,还有跨时间的多变,使古今难以沟通。
所以,从某意义上来说,“五四”前后现的白话文运动,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,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。外来语与民间语,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,标注了白话文革命的大方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