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,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,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人看待,士大夫更瞧他不起。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,都是好名的,都是好结的。这一则于战国之世,贵族好养士、士人好奔走的习惯,一则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。
今青海省的东北境,在汉时本是羌人之地。王莽摄政时,讽羌人献地,设立了一个西海郡。既无实力开拓,边反因之撤废,羌人就侵地。后汉初年,屡有反叛,给中国征服了,又都把他们迁徙到地来。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肃之地者日多。安帝时,遂酿成大规模的叛。这时候,政治腐败,地方官无心守土,都把郡县迁徙到地。人民不乐迁徙,则加以迫驱遣,离死亡,不可胜数。派兵剿办,将帅又腐败,历时十余年,用费达二百四十亿,才算勉结束。顺帝时又叛,兵费又至八十余亿,桓帝任用段颎,大加诛戮,才算镇定来。然而西北一方,凋敝已甚,将帅又渐形骄横,隐伏着一个很大的源了。
,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,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。但到后来,刑罚滥了,士大夫亦有受到刑的(如司迁受刑后为中书谒者今,即其好例);又有生来天阉的人;又有贪慕权势,自以的,不都是俘虏或罪人。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,都渐渐提,而可以用为宦官了。后汉邓太后临朝后,中有好几官,如中常侍等,都改用阉人,宦官遂成为阉人所的官的代名词。
在汉时,上社会,是各别行的。在上社会中,孔渐被视为一个神人,看当时学家(东汉时称“纬”为学)尊崇孔的话,便可见得。但在上社会中,到底是受过良好教育,理较为发达,不容此等迷信之论控制,所以不久就被反对迷信的玄学打倒。在社会,则各迷信,逐渐结合,而形成后世的教。在汉时是其初步。其中最主要的是张角的太平和张修的五斗米。
大伤后汉的元气的是羌。中国和外夷,其间本来总有边隔绝着的。论民族主义的真谛,先民族本来有诱掖后民族的责任,不该以隔绝为事。但是同化须行之以渐。在同化的行未达相当程度时,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的。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异,不能使其生活从同,顾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,自不免引起纠纷。这是五胡华的一个重要原因,而后汉时的羌,业已导其先路了。
教到北魏时的寇谦之,才全然和政府妥协,前此,则是很激烈地反对政府的。他们以符咒治病等,为煽动和结合的工。张修造反,旋即平定。张鲁后来虽割据汉中,只是设立鬼卒等,闭关自守,实行其神权政治而已,于大局亦无甚关系。
当时的宦官,多有弟亲戚,或在外面官暴,或则居乡恃势骄横。用法律裁制,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,正是立名的好机会。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火。这一班好名誉好结的士大夫,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,互相结托。京城里的太学,游学者众多,而且和政治接近,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。结党以营谋,牵引同类,淆是非,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。当时的士大夫,自不免有此嫌疑。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,则一网可以打尽,这是多么便利,多么痛快的事!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,劝桓帝加以禁锢,后因后父窦武言,方才把他们赦免。
遇事都诉之理,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,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到的。其余大多数人,和这一分人于一定范围以外的行为,还是受习惯和传统思想的支的。此习惯和传统的思想,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,若要仔细追究起来,往往和我们别一方面的知识冲突,所以人们都置诸不问,而无条件加以承认,此即所谓迷信。给迷信以一力量的则为宗教。宗教鼓动人的力量是颇大的。当族林立之世,宗教的教义,亦只限于一族,而不足以引别族人。到统一之后就不然了。各小宗教,渐渐混合而产生大宗教的运动。
167年,桓帝崩,无,窦后和武定策禁中,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。太后临朝。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,有恩于窦氏的陈蕃,了太傅,则其本就是名士中人。谋诛权的宦官,反为所害。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。灵帝年,不徒不知整顿,反更崇信宦官,听其把持朝政,浊四海。而又一味聚敛奢侈。此时源本已潜伏,再天天给它制造爆发的机会,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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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角却声势浩大。以公元184年起事。他的徒党,遍于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,即今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各省之地。但张角似是一个只会煽惑而并没有什么政治能力的人,所以不久即败。然此时的小事,则已到蔓延,不易遏止了,而黄巾的余党亦难于肃清。于是改刺史为州牧,将两级制变成了三级制,便宜了一分的野心家,即仍称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权的郡守。分裂之势渐次形成,静待着一个机会爆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