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墨失败于他对声符号的迟钝麻木,全然不知“影响”之和“影响”之术,对等级制的文明既无批判的度,又无可行的替代方案,只能于一般的勇敢攻击。他是一位杰的工程师,能够造陶、造车、造房等等,但他就是不擅制造文明之象,不能或者是不愿制作生活的形式,“生不歌(非乐)而死不服(节葬)”,日显得过于清苦枯寂,很难让多数民众持久地追随效仿。他的平均主义、苦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可能适用于夏代的共产落,适用于清苦的半原始社会,却不适用于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周代封建国家,阻碍着财富资源的集中运用,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统治权威的确立,甚至违拗着大众心中不可实现但永难消失的贵族梦——这当然也是文明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。
因此,他确如荀所称,有“反天之心”,只可能骤兴骤亡,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。
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,荀调着平等误国,调苦行祸国,其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,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,相比之,不如墨的役夫理想来得温;但荀比墨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,如实解析了仪礼——权威——赏罚——国家统治——这个由象到意的转换过程,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。
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。
本章已阅读完毕(请击一章继续阅读!)
希望人们明白,仪礼就是权威,有权威才可施赏罚,在仪礼上浪费一钱固然可惜,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则更为可怕,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。“不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,不富不厚之不足以也,不威不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。”(见《富国篇》)荀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,揭示了“撞大钟、击鸣鼓、笙竽、弹琴瑟”等一切造象活动的教化功能。
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结束。墨家从此不再中国知识的主,一去就是沉寂数千年。墨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,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。也许可以这样说,墨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,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在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的幽灵,复活着他对礼乐的疑虑和憎恶,包括烧殿毁庙宇一类运动几乎成了中国的定期震,“破旧立新”的造反总是指向上社会的华奢豪,一再成为社会大手术时对各贵族符号的清洗和消毒。革命者们甚至一再复活着他两无加上一绳束布衣的朴素形象,乃至“赤脚书记”、“赤脚医生”、“赤脚教师”在现代中国也一度是革命德的造型,既表现在焦裕禄一类红官员的上,也表现在同时代的工人、农民和知识分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