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文以载道另解(2/2)

，最终完成了中国从“纹治”到“文治”的转型，即文化从象符主导到字符主导的转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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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此，“知书识礼”成为士的不二法门。“知言”与“立言”是君的毕生使命。他们挟万卷经纶投伟大而艰难的“文治”，成为一群中国式的文字中心主义者，中国式的“逻各斯中心主义（logotrism）者”。

这挥霍奢靡的生活景观令人震惊。当时的“宋词”代“唐诗”而兴一项，足以证明文学已经更多脂粉气，向了梨园和青楼，亦证明了文士与优娼的广泛联系，还有音乐的普及程度。重要的区别在于：此时之“乐”已非先秦之“乐”。先秦之乐藏于宗庙和廷，钟、罄、琴、瑟等乐都大型化和固定化；宋代之乐则已扩散市井，琵琶、三弦等乐也趋向小型化和便携化（据钱穆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）。乐的这一历史嬗变，证明了“乐”已逃离统治集团的掌控，不再是荀那里“别尊卑”、“施赏罚”以及“禁暴胜悍”的教化工。恰恰相反，此时的音乐已经渗基层，俗随众，甚至妖声艳调词浪曲过把瘾就死，如理学家周敦颐所警告的：音乐功能已不再“平心”而是“助”，不再“宜化”而是“怨”（见《通书乐上》）。

周敦颐及时提的“文以载”，在这一层意义上可以得到更多理解：不光是德崇拜，也是文字崇拜。

一个文化的更年期悄悄临近。宋代理学家们纷纷“卑艺文”，连历来传统厚和名分贵的诗歌，因为与音乐有亲缘关系，难免世俗声的染，也开始让他们惴惴不安。程颐斥诗歌为“俳优”与“闲言语”，朱熹则发誓“决不作诗”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作诗也是“玩丧志”和“耽于声”，属德败坏之举。文字之外的官活动，质世界的千姿百态，即便可以用作前理论、前文字、前语言的直觉隐喻，但太容易让人意心迷，太容易偏离儒家的政统和统。为了实现“存天理灭人”的伟大目标，他们不得不重“文”轻“象”，不得不求助文字来建立认识屏障，以文字清洗人各危险的觉动，制造人的禁锁。他们是一些读书人，是掌握了造纸和印刷两大技术的读书人，文字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和法，因此被他们奉为唯一的意义载。